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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次相聚,重新执笔,这次没有编辑指点迷津,也无人帮我们改稿了。但我们的头顶,从此多了一颗星星。

2016年7月底,张进老师在朋友圈发了一则信息:“财新传媒招聘记者,涉及以下领域:三农、城镇化、教育、医疗、社保、劳动关系、公共事业及社会发展、环境、科技。希望应聘者有新闻敏感,有问题意识,有学习能力,不怵采访,能够快速启动”。

2016年,张进老师前后招聘了几个“90后”进综合组,从事公共政策和事件报道。六年过去,我们大部分陆续离开了财新,不少仍从事着和媒体相关的工作。我们互称“职场发小”,现四散在北京、南京、广州、杭州、成都、伦敦。能拥有一群志同道合如亲友般的前同事,我们心里都时常感念,多是有赖亦师亦友的张进将我们聚拢和点亮。

2021年6月,大家在北京组织了“职场发小”五周年聚会,平时微信群里,偶尔群聊过去一起“北漂”熬夜写稿、串门聚餐、嬉笑怒骂时的事情,那是职场记忆中最“金光闪闪”的日子,刚走出学校象牙塔,有幸被另一座象牙塔保护着、滋润着,满怀希冀,探索参差,相互支持,共同成长。我们陪伴彼此渡过了一些人生的重要时刻,遇上“发小”婚礼会组团到场,随机参加,趁机聚会,偶尔在出差途中遇到,老规矩,相约一起“赶稿”。

张老师说过,招我们这一批记者的时候,突然有老了的感觉,从前都只觉得是同事,而今有了提携后辈的感觉。所以他对我们疼爱有加,“只要逮到你们一点闪光点,都会把它放大”。在新闻业充满寒意的时代,是他给了我们最多的温暖和善意。

今年5月,得知他生病后,我们想前去探视,他几次婉拒了我们。9月10日教师节,我们收集了过去几年相聚的照片,装裱好快递给他,他很高兴。现在想来,那段珍贵难忘的日子,他总是躲在镜头后,抓紧记录每时每刻,我们在镜头前,笑得肆意开怀。

他在2022年9月11日的朋友圈写道:

刚刚收到一件特别的教师节礼物:2016年我在财新带的最后一拨小记者,把他们收藏的照片做进相框送给我,其中有些照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我很感动。2016年是我职业生涯最后一年,他们是我带的最后一批、也是年龄最小的记者,而且时间只有短短一年,却到现在还能想起我,并自称“新闻班学生”。时光荏苒,他们已是大人,各奔东西,但如他们所说,“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这让我感到欣慰:当年平淡的人生,却在彼此心里留下了永远的感情的回忆。

 

黄子懿,跑城乡发展的:他行万里路看众生相

张进老师并不知道,是他无意中在关键时刻推了我一把,让我进入了新闻业。

2016年夏天,我硕士毕业。工作找得并不顺利,市场化媒体断崖下行,我在迷茫中随着大流,出于扎根北京的焦虑,先拿了某个大厂的Offer,进而是能解决户口的央媒,处在做了决定就后悔的边缘。在不到10平米的出租屋里等待报到的那几天,我在世俗指标和内心所向间摇摆踌躇,一次次问自己,真的要去那里吗? 

漫无目的地刷新闻时,我突然在某自媒体公号看到一则招聘启事:“财新传媒招聘记者,涉及三农、城镇化、教育、医疗……希望应聘者有新闻敏感,有问题意识,有学习能力,不怵采访,能够快速启动。”对当时的我而言,看到这则消息,像是在泥潭中拉住了一根救命绳,让我捕捉到一丝启示录般的希望。我想进一步确认招聘的真实性,但搜遍包括财新在内的全网,都没看到出处。我将信将疑,在公号的微信和微博留言,直到得到答复称来源可靠,内心才感到踏实,投出简历。

对一个已签约三方的学生来说,这并不容易,那意味着要放弃应届生身份和一纸北京户口。而我的决绝,正是源自张进老师的一则报道。在我递出简历的那些天,华北正遭遇百年难遇的洪灾,官媒近乎沉默。这时财新刊出一篇封面报道《洪水警钟》,深入走访灾害现场走访,直指灾区存在河道被占、预警不足等治理问题,这背后是1998年洪灾后在剧烈的城市化下被扯碎的农村防洪体系。报道的主笔人正是张进,一位我上学时就知道的媒体人。我对这篇封面报道印象深刻,专门买了纸刊收藏。读着他犀利而洗练的文字,我能想象他背着相机、深入现场的样子。我更坚定了:这是我想写的新闻。

(2017年6月,张进在秦巴山区采访)

面试时,张进老师坐在了我的正前方。眼前的他有些苍老疲惫,凌乱的头发带着白丝,像是野草一样长在头上。他看着比实际年龄大,但目光有神,直视着我,问我关于就业和未来的抉择。那之前我读过有关他和“渡过”的报道,知道他是一位重度抑郁的康复者,对这位前辈能重新拾起笔、深入洪灾现场很是敬佩。望着他的眼睛,稚嫩的我难以想象,那瘦削的面庞下承受了多少苦痛和不眠的夜晚。

直到入职后加上张进老师微信,我才知道,那则召唤我递出简历的招聘启事,正是发自他的朋友圈,我也成了他口中“30年新闻生涯的最后一个男弟子”。他的朋友圈内容十分丰富,是业务平台,也是生活记载。他会发自己的思考、随笔和摄影作品,深沉但有趣。入职后的一晚,我在入睡前逐一翻阅张老师的朋友圈学习,打算一翻到底,结果直到翻得困了,都未见底,可见他生活之充盈。后来我跟一同入职的小伙伴交流,发现有此爱好者全然不止我一人,还有人翻遍了他的博客。

我们正式的记者生涯始于一次聚餐。工体的一家馆子里,张老师在夕阳下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赶来,背着一台入门级的佳能单反机。他那时候刚爱上摄影,饭桌上不停地为我们这群新人和一同参加聚会的刘守英老师拍照留念,自己却留在镜头外。聚会前,要给每位新人分组。他问我愿不愿意去三农组,我问主要会做什么内容,他举例说,“比如让你扎到东北的田间地头,去调查一下小麦和玉米的状况,你愿意吗?”我联想到,他在博客里写自己当年在《工人日报》期间,身体力行跑遍了祖国的大地乡间。那种画面感,让我一口就答应下来。

(2016年9月,第一次聚餐后,张进老师为我们和人大刘守英老师留影。)

真正进入到三农组,才知道张老师描述的只是做新闻的一种理想状态。他领导的公共政策组负责报道有关国计民生的一切政策,涉及三农、教育、医疗、社保等诸多领域。多数时刻,我们是在紧跟政令,分析其影响、观测其执行。工作时常要出席各种行业和学术会议,采访的电话也多是拨给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这看似枯燥的训练,却为新记者们打下了认知国情的基础,也在张进老师的带领下,常做常新。

(2016年,张进老师在选题会上)

因为他的眼里永远有众生。他离世前的最后一篇博文,记录了他的护工、一位四川母亲的故事。而我们入职后遇上的第一件大事,也是一位叫杨改兰的母亲。这位甘肃临夏的农村妇女,因家贫至极,杀死4个孩子后自杀,不日其丈夫也服毒随之而去。本是四世同堂的8口之家,在几天内遭遇6口身亡的人间惨剧。前期采访中我了解到,杨改兰一家生活的村子,还是当地一个精准扶贫的典范村。“这该是什么样绝望啊,能把一个母亲逼成这样?为什么扶贫没有挽救她?”张老师读后感叹。他决定,要把这个事件做大,结合当时运动一般开展地扶贫,做一期主题为“直面贫困”的封面报道。前方记者奔赴甘肃,三农组在后方连夜支援,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报道最后没能成为封面。

“要做一个封面”,张老师经常这样讲,一度被我们笑为他的口头禅和方法论。在他看来,任何政令下都是苍生百态。哪怕再细微的一纸文件,都可能决定一个家庭和一个群体的命运,而这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2016年冬天,北京“控人”政令频发,紧锁指标,疏解产业。张老师当即拍板,要做一期封面。新入职的16级记者悉数投入其中,每人负责一条线。遗憾的是,报道最后没有刊出。一年后,北京大切割,强驱“低端”。

两篇不“成功”的封面,也是我跟张进老师仅有的两次大稿合作。他主管整个公共政策组,三农、民生、环科等小组被他放权给不同编辑带领。他只在有大稿时负责统领,在选题会把关和出主意,经常鼓励记者把任何小点做大做深。偶尔,编辑请假时,他也会为我们编编小稿。一次,他大把地删掉了我的一篇政策稿,因为我只采访了一位不看好该政策的人士,“立场有偏颇”;还有一次,我大幅引用了一位商业人士的采访却没让对方过目,他帮我托底,在对方表达不满后做了大改,“下次就记住了,要尊重采访对象,大篇幅引用要给他们过目”。 

更多的时候,交给他的稿子修改很少。这是他的风格,但作为后辈的我们也能感到,那时候的张老师,心思已远在新闻业之外了。交流中,他提及最多的就是刚开展“渡过”,每每谈之,热情洋溢,滔滔不绝,朋友圈里也更多是关乎抑郁症的内容。这个新事业,显然比环境愈发逼仄的新闻业更能激起他的行知欲。我们几乎前后脚,都离开了财新。

再次见到张老师,已是一两年后。我去了新的机构媒体,“渡过”则极速成长,迈上正轨。他们开始关注到日益严重的青少年抑郁症,在杭州举行了第一期的青少年亲子疗愈营。2018年年末,第二期将在苏州开幕。看到消息后,我向张老师发去消息,申请深入营地采访。

他毫无保留,很快同意,先把我拉进家长群,重新像一个编辑那样教导我,“你进去后不要说话,只潜水观察。”再把我拉进工作人员群,“这个群你可以随便说话。”开营之前,他还发了很多资料给我,只提了一点要求:要保护参与的家庭,采访时要低调,稿件中所有人的隐私信息要模糊处理。

2019年元旦,苏州大雪,我在市郊一个营地里见到了张进老师。一身宽大的羽绒服罩住了他整个上半身。他还是那样,随身背着相机,被几个志愿者和家长团团围住。去之前我读了《渡过》三部曲,对青少年抑郁症有了初步认知,但当亲临现场时,我才有更为直观的感触:他所做的是一件多么功德无量的事业。营地里的志愿者均是抑郁症患者,有的被病症折磨十几年,至今仍在服药,有的因此丢了光鲜的工作,还领着失业救济金。是张进老师把他们联结起来,互帮互助,一起渡过。开营当天,一些家长还没开口就泪如雨下,说来到这里,好像是在茫茫黑夜中终于看到了微光。

那时的亲子营项目刚刚启动,不像现在有着成体系的制度和破冰经验。营地里,孩子们几乎都是双相患者,课堂内外不时会有他们的嘶叫、哭泣或集体缄默。这些突发情景,考验着他作为组织者的管理,也让我在最初束手无措,不知如何去开启交流。即便有诸多不成熟,张进老师依然对我全然打开,所有项目我都可沉浸式参与。真正开始接触后,我也发现是自己多虑了,很多志愿者和孩子们并不抗拒,甚至会主动找我聊天——张进老师早在私下给他们打过招呼,说他有一个“弟子”会来采访,让大家多多关照,“他说你是他带过的最后一批徒弟”。

那时的张进老师跟在财新编辑部没有太大不同,仍然随和耐心,不停地解答家长的疑问,更安抚他们的焦虑,就像他当年对待新闻业的后生一样。只不过这时候,他的初衷和驱力有了转变:做新闻是“知”,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释问题;“渡过”社群和亲子营是“行”,是真切地去解决实际问题。他走得比做新闻更远、也更难。

他也依然保留着旺盛的精力和好奇心。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个摄影记者,是单位请来的外约摄影师,擅长新闻纪实摄影。一天,我们跟随亲子营一同出游姑苏老城,摄影记者拍了很多照片,在未涉及面部隐私情况下很好地表达了主题。张进老师觉得惊喜,一路跟着他取景、拍摄、成片,像是发现一块宝藏。完事后,他对这个后辈说,“我一定要加你微信,跟你好好学一学”。

在张进老师的帮助下,那篇稿子顺利完成。成稿后,我急切地想给他一个反馈,但因排版原因,稿子一连几期都没上。张老师得知后,只是说稿子不能急,“缓缓最好”。出刊后他很满意,专门发了朋友圈,说他很是欣慰。他询问“渡过”公号能否转发,我碍于单位的付费墙制度还没回复,他就说“不行就不转,没事”。

(2019年1月,张进在苏州渡过青少年“亲子营”)

对我而言,那次报道像是打开了一扇认知抑郁症的大门。亲子营后的几个月,我又做了几篇抑郁症报道,每次都是先找张进老师求助,他说一不二、直接拉群就开始操作。他也会跟我提一些他认为的新闻点,从中我得以知晓“渡过”的一些成长刻度,比如“中途岛”康复基地的筹备;公号新开了青春版,由几个青少年患者共同运营;亲子营在苏州之后渐入佳境,短短半年就办了6期。

那之后,我跟张老师的交流并不算多,零星几次均与“渡过”和抑郁症相关。一次是他转发给我一个相关研讨会,得知我们不做会议报道后,他说没问题,“只是给你看看”;还有一次,他看到我们发了一个抑郁症主题的专访,觉得很好,来问询能否够转载,我立刻帮他申请开白。最近两年我明显能感到,媒体对于抑郁症、尤其是青年抑郁的关注变得多了。这当中,肯定离不开张进老师这样的抗郁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最后一次联系张进老师,是得知他患癌症后,给他发去祝福消息,他回复谢谢。我们16级的小伙伴一直想去看他,问过几次均被婉拒。小伙伴们在群里推测,或许是他身为师长,不想让我们看到脆弱的一面。最后在2022年教师节时,我们挑出一些当年的旧照,以集体之名作为礼物寄给他,祝福他早日康复。落款时,我们写上了“2016级新闻班学生”。张老师收到礼物后很高兴,又发了一条朋友圈作为纪念,这也让我们欣慰。

哪知,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微弱的交集。他去世的噩耗传来时,我正要开始一个工作采访,顿时心思全无,想着要不要取消或改期。但我想到他的言传身教,以他的性格和准则,肯定是希望我们不要受影响、继续好好工作下去。回家路上,我颤巍巍地打开微信,翻阅我们不多的聊天记录,再一次打开了他的朋友圈。他朋友圈的设置就像他本人一样,永远对他人开放,有着穿透时间的厚度和力量。

这两天,听说大家在收集张进老师的照片。我又找到苏州行的那位摄影师,要了那次亲子营的高清照片。他同样震惊伤感,原本我们都想去报道一下已建好的“中途岛”基地。照片里,有我、一些学员和张进老师的合影。我把合影发给了当时两位采访对象、“渡过”社群的成员,她们都统一将头像换成了蜡烛。对她们来说,张老师的离去突然且沉痛,宛若一个精神偶像的倒下。

我们彼此无言,只能道些安慰。她们和儿女如今状态稳定,我们跟对方说,要好好生活,这大概是张进老师最想看到的,是他做“渡过”的初衷和愿景。我想起,在苏州亲子营开幕的那个大雪天,他穿着比他身子还宽大的羽绒服,站在台上说,“我们只有整合起来,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在这个世界,时间,只有时间,才是能够穿透一切的力量。”

我想说,张进老师,时间也会让我们永远怀念您。

 

陈少远,跑教育的:羽翼未满时,他却相信我们能飞

听说张进老师生病后,我们一直想去看望。问过他两三次,他都婉拒了。可能因为他是师长,不想让我们看到他疲弱的一面。我们也不好强求,计划着等老师身体好一点,再去探望。约好了却没见着的这一面,竟然成了终生之憾!

教师节前,我们第二次商量想去看老师,便讨论送什么礼物给他。大伙儿贡献了很多财新时期的照片。又是一番忆往。一个念头冒了出来:我们可以挑一些照片做成宫格,放进相框,去看望老师时送给他。落款就写“2016级新闻班学生”,我们都把他当成老师。

(2017年11月,在张进老师最喜欢的一家东城区牛肉火锅店相聚)

礼物备就,再联系他时,他仍旧婉拒了探访。我们决定先寄给老师。快递不给力,教师节次日才送到。一寄到就闪送。询问老师收到了没,他说正在外,问是什么东西。看到照片,他竟像个孩子一样赶回家,随后在微信上发来“迫不及待赶回家,看到了,谢谢大家,我要发一个朋友圈以表纪念”。

大伙儿都很振奋。姝伦之前说,把教师节礼物寄给他,让他开心开心。老师当时正陷于病痛,挣扎却仍然乐观,不惮于把自己的抗癌经历公开做表达。

他收到礼物,发了朋友圈。我们在群里雀跃,仿若当年写稿或报选题被他表扬时的激动心情。2016年,他招聘了一批公共政策记者,我们是响应那则招聘启事而聚在一起的。其中有两三人像我一样,因为内心的躁动,从体制内跳出,更年轻的,是几个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伙伴。

或许我们是有类似气质的一波人,投契也相惜,是同事,也像同学。这个班的老师是张进。这几日我们回忆他,都说起初入门庭时被他鼓励过,点燃过,或者轻轻一推,踏上了想走的路。老师有一双温柔的识人的眼睛,他总能看到每个人的长处和潜力。我们这些新生,都在他那里得到过夸奖,也都因为一句“很好”而暗暗激动。我当时负责教育报道,在体制内有过一年多经历,虽然勤勉,心里还是有些露怯(学的是中文系,实习经历也不够丰富),我依凭着感觉抓选题,写稿,老师给了不少鼓励,渐渐就放开了手脚,越干越起劲。

他比我们更相信我们。当时北京正在启动疏解,我们在不同的公共领域写了不少网稿。一次选题会,他大手一挥,说我们做个封面吧!子懿姝伦写土地,少远梦露写教育,吴靖小英写医疗,明婷写社保。我们发懵。我们?能写封面?当时我们应该入职都不到两个月。

但老师很笃定,我们兴奋又紧张地启动了。所有人都充满干劲,查资料,约采访,不舍昼夜。那期封面不久就被叫停了,因为某些原因。虽然遗憾,但我想那次经历也在我们心里留下了永远的感情的回忆。

当我们还羽翼未满时,他相信我们能飞了。

(2018年1月,又是牛肉火锅,新老综合组部分成员聚餐)

后来,张进老师离开了新闻岗位,全情投入“渡过”的事业。我们在一年后也陆续离开了财新这所新闻学校。

再之后,我开始自由撰稿。一次采访很动情,发了条感怀的朋友圈,张进老师留言,问我在采写什么。我私信告诉他,是有些类似邵氏弃儿的题,和编辑旭东搭档,涉及婴孩遗弃和人口买卖。张进老师接连回了两句“好得很”“非常好”。我暗喜,好的修饰词从“很”变成了“非常”,说明我进步了吧?稿子发出后,他转发了,说我成长了。

坏消息传来的那天,我正在海口机场等待被安排集中隔离,在漫长的队伍中用手机改稿。再回到微信界面时,聊天框和朋友圈里都是他的名字。泰来发起了群通话,几个伙伴都拒接了,他们都在恸哭。在线的人很茫然,反复问彼此,“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这两天,大家彼此安慰,寻找照片和回忆,学着告别。虽然识短,接受的新闻训练也不尽丰富,张老师仍旧教会了我们很多。要关注那些真正重要的议题,要悲悯,要慈让,要审辩……不仅是做文的技法,也是做人的尺规。

是他把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收获了一生的朋友,同伴和亲人。

今天看到治丧的消息,问“我们要不要一起送个花圈,最后一班学生”。打字时不禁落泪。如此告别,长歌当哭。

 

吴靖,跑医疗的:春风化雨总是你

前两夜,心绪难平,很多暖意翻涌,提起笔却写不出一个字。非常想念你,张进老师。何其幸运,成为新闻班的最后一届学生。也要感谢端端姐,领我入门,将我引荐给你。你不仅是我的恩师,更是我非常敬爱的长辈。一直以来,我私心里视你如亲人。好希望可以一直在你无限的鼓励包容中,做一个“充满自信又充满纯真的小孩”。你富有才华智慧又谦逊低调,对我这个刚毕业毫无作品的“小屁孩”,从不吝啬夸赞,严于律己,温厚待人。

回想刚入职的日子,如诗如歌。2016年9月初,我签了入职表,那时你刚开始投入摄影,人到中年却活力无限,一得空就背上相机,踏上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鼓楼夕阳、秋日街景、屯里热闹……甚至我们不经意间的傻笑,连同那些个青春洋溢、充满理想主义的时刻,都被一一记录下来。万事万物,皆是你记录和思考的对象。各种话题你都能信手拈来,从如何理解采访对象境遇,到如何实操采写,到摄影中的光线构图,再到探索精神类疾病,侃侃而谈。

(张进摄于2016年9月,在三里屯办公桌前)

(2016年9月,新记者们在工体有璟阁第一次聚餐)

彼时,我对抑郁等疾病认知尚浅,你已从泥淖中走出来,时常叫上我一起去采访医生,旁听学习,结束采访回去路上,腹稿已出,直指核心。十年求索,你渡人无数,体悟生之有涯而知无涯,热爱看来可抵岁月漫长。后来,我们最后一届小记者陆续毕业,偶尔小聚,你在饭桌上兴冲冲和我讲起抑郁症事业的进展和未来计划,听得我热血沸腾,由衷开心。

有些东西刻到心底,就是一辈子:文人风骨、胸襟情怀、正义善良、悲悯达观、自省觉知。落在选题上,你寥寥几句,便能切中要害,醍醐灌顶。落在生活里,我们作为新记者,焦虑之余,你不过三言两句,便春风化雨。新闻的道与术,于润物细无声之中受益。

你这一生活得波澜壮阔,很是精彩,所到皆留下了温暖和光明。一路走好。

 

黄姝伦,跑城乡发展的:那个教我“擦星星”的人走了

我们称对方为“互拍工作照的伙伴”。12月6日,收到了《孤独星球》中文最后一期杂志,主题是“聚散终有时”。想必张进老师已经到了远方,不必登仙,胸怀已无限宽广,不生羽翼,也能成就无限自由。刚刚得知消息时,四季如夏的广州突然迎来了降温,冬夜漫漫,矢志难忘,记下他的二三事:

2017年6月,我在做农村妇女抑郁症的选题。我们当时笑称“非法行医”的抑郁症专家张进老师接到我的求助信息,立马辗转交通工具,不过一日,我们便在秦岭深处的县城汇合了。我有点紧张,毕竟是第一次和“领导”出差,“靠谱”地安排好包车和采访日程。

是我想多了。两碗油泼面,两个杯子,一瓶啤酒,一份腹稿大纲和盘托出。这位“领导”活力四射,手持单反,给采访对象欢乐留影;这位“领导”平易近人,家长里短,三言两语,便打开了对方心门。

(2017年6月,张进在采访时,为留守儿童家庭拍摄全家福)

记不得一周时间里我们去了多少个村子,翻了多少座山。这些村庄的名字大多不深刻,有的以姓氏命名,有的以铁炉炊具为记,他们在疾速城镇化的过程中被撕裂,留下道道结疤后又被忽视的伤痕。"在他们当中,有着劳苦无常的命运的证据,不被诉说的沉寂衰败的时光",多年走南闯北,他熟悉这种味道,每每驻足,时时注目。

张进尤爱登高望远,健步如飞,半山途中,遇到新鲜事,不见人影只闻快门声。每天登山归来,他便窝在小镇酒店里,忙着编“渡过”公众号,回复各类求助信息到凌晨,早上又天亮即起,步履不停。

走出大山踏入平原时,感觉格外恍惚,想起早年他忆及塔里木,曾说,“突然地,一股莫名的伤感涌上心头。我知道我再不会来这个地方了;我的生命史又翻过了一页。”后来,我又去了许许多多县城小镇村庄,不过都是匆匆过客,但他似乎潜移默化影响了我,旅途总能收获段段难忘际遇。

(2017年6月,在西安,和朋友们、书友们开“渡过”抑郁症科普讲座)

此行最后一站西安,进省城首顿吃烤鱼,张进点单,“啤酒吧,冰的”。他边吃边说,“一看你就不像会抑郁的人”。他不知道,那时我常常焦头烂额,初初入行,时时不知所措。这次同行,在某种程度上”打救“了我,是他的信任,给了我莫大鼓励,教予了新记者最宝贵的“通感”。

西安几日,我度过了26岁生日,收尾工作,张进和同行知己把酒言欢,间隙上了趟终南山,听了一场秦腔,开了一次“渡过”的抑郁症科普讲座,路遇了一众粉丝。

他是极富感染力的,又拥有一股穿透力,就像他善大刀阔斧改稿,举重若轻,简洁凝炼,勾勒出格局,参出人生况味。

时间倒回2016年9月,张进称我们是他招的最后一批财新“小记者”。我和子懿、汪苏姐成立了“三农小分队”。彼时,张进刚爱上摄影,他的镜头框下了年轻人最真实的模样。三里屯夕阳下,他骑车开路,我们小步快跑尾随,穿小路到工体开饭。

后来我离京南下,渡过也日益壮大,在深圳开了子公司,他说认了个干闺女很会编稿,来自我成长的地方江门,他有计划去。还是那个张老师,有点力气就爱到处耍。我是张进博客的忠实读者,每遇低谷,翻看他的文字,新闻操作所思所想、路遇的奇人轶事、对抑郁症的孜孜求索,常有获益。偶尔看到他采用我拍的照片,心里总会偷着乐一会。

(2016年9月,张进骑着自行车,突然回头一顿“咔嚓”,那时他刚爱上摄影。)

打开微信,翻见2018年他二话不说做我去香港访学的推荐人;2019年,我在南京出差,和明婷一起在南京大学前合影,向他问好;2020年疫情初期,他提醒我,“现在的关键之关键:乱局之中,怎么办?”

2022年9月11日,张进朋友圈写道:“时光荏苒,他们已是大人,各奔东西,但如他们所说,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这让我感到欣慰:当年平淡的人生,却在彼此心里留下了永远的感情的回忆。”

感谢张进老师。我们这些散落各方的人,仍常常相互扶持,彼此敞亮。随着离京,似乎心里的某个部分也一直留在了那里。

何其有幸,我们都被他生命的张力温暖着。当时只道是寻常。

 

总得有人去擦擦星星,

它们看起来灰蒙蒙。

总得有人去擦擦星星,

因为那些八哥、海鸥和老鹰,

都抱怨星星又旧又生锈,

想要个新的我们没有。

所以还是带上水桶和抹布,

总得有人去擦擦星星。

——[美]谢尔·希尔弗斯坦《阁楼上的光》

 

“擦星星”的他,大概是累了。仰望天空,群星中有他的闪烁。

 

更多回忆参见张进博客:

新闻业的复苏或已开始——招聘随感http://zhangjin.blog.caixin.com/archives/151089

【采访札记】之十:抑郁留守妇女,她们的苦痛和无奈http://zhangjin.blog.caixin.com/archives/16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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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lun

Shulun

3篇文章 1次访问 12天前更新

不仅仅关心粮食和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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