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底，我从英国伦敦回国，9月入职财新，由国际新闻转行公共政策新闻，跑城乡发展相关议题。转眼两年，今年6月，我结束了北漂生活，调往华南站。

从业两年，经验乏善可陈，总在马不停蹄，渴望在专攻领域有所建树，举着新闻专业主义大旗，不问来路。被焦虑情绪困扰是家常便饭，我在城市长大，工作接触的城镇化议题，晦涩又令人心向往之——农村留守妇女抑郁症、困境儿童、艾滋病村、红木贸易滥觞......采访时欠了新闻敏感、突破能力、问题意识，写作时少了认知基础、分析能力，令我沮丧。

一名新晋驻站记者，四顾茫然之际，有幸得到香港浸会大学亚洲记者访学项目（HKBU Journalism Fellowship Scheme）的垂青。感谢浸大给予一方书桌，重温初心。

短居在港，总让我想起伦敦。在那儿，比起私下里关起门来畅所欲言，公开场合换用四平八稳的正确语言，我曾真切觉得自己从未如此靠近一个鼓励质疑、观点相互竞逐的舆论场。比之伦敦，香港文化，扎根于华语，浸淫于西洋，现代都市混杂、多元、不纯粹的特质，在互联网的助力下，更加分崩离析，但矛盾的是，这个空间包罗万象。

近年来，紧张升级，暂且不以"理性/不理性"盖棺定论，置身如此舆论场，难免激起对"记者"身份认同、职责与边界的再思考。

重返课堂，为期一周的"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工作坊"，将访学生活推至高潮。传理学院济济一堂，8位普利策得奖主的十五场讲座："寻求真相：调查报导和公共责任"、"新时代下的旧新闻手法：如何利用传统报导原则揭发美国参议员候选人摩尔事件"…… 场场座无虚席，不少学生席地而坐，簌簌的笔记声，此起彼伏。

纸媒式微早已不是新闻，一定程度上，新媒体记者（new media journalist）、全民记者（citizen journalist）远比调查记者更吃香。作为信息的收集者、集成者、传递者，记者享受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同时，社交媒体资讯负重、失焦、虚耗，媒体人口若悬河，缺乏反思、混淆视听，总是轻巧、讨喜，不断生产著沟通理解的断层。面对信息庞杂如迷宫，人与人之间，往往是猎奇成形，共情难抵。

尤其是，若将"全球化"至於显微镜下，世界虽紧密相连，却貌合神离，立场先行，新闻甚至沦为意识形态的弄臣。我们更是因人种、地缘、阶层而亲疏有別。媒体到底是现实的破局者、社会公义的捍卫者，还是本土、国家和世界等不同尺度"想像共同体"的巩固者，刻板印象的生产者？

新技术赋能，喧嚣已久，媒体机构、媒体人除了思变，是否需要更多思辨呢？

从线索到新闻

普利策工作坊的重要议题之一，是探讨新闻操作手法在新技术冲击下，该如何坚守价值与适应变化。

数位普利策得奖主都强调，在智能手机普及，全民记者时代，经过传统训练的记者，仍然是"必需品"。与大众提供的信息相比，可信度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即使记者作为gatekeeper（守门人）的形象早已祛魅， “社会公器”的职业信条，不该被遗忘。

"采访对象提供的每个细节，我们都会想方设法求证。"来自《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记者Stephanie McCrummen与邮报团队，凭借着对美国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参议员Roy Moore涉嫌性侵调查，获得2018年第102届普利策"调查报道奖"。

普利策评奖委员会称赞该报道，"凭著目标明确、锲而不舍的报道，揭露了某参议员候选人性骚扰未成年少女的过往史，以及其不择手段地对相关报道的妨碍，改变了阿拉巴马州参议员竞选的角逐。"

我和财新同事专访McCrummen时，她告诉我们，新闻线索缘於Moore"喜欢年轻少女"的秘闻，但事发在40年前，Moore当时是地区助理检察官，要收集证据，并非易事。邮报记者面对受访者提供的信息，态度始终存疑，花了大量的精力进行事实核查、交叉验证，包括：采访熟悉受访者性侵细节的知情人；查阅证明受访者可能在场的法律文件……同时，记者们还曝光了一位伪装成受害者、另有所图的女性。 

从线索到最终出版，新闻产生的过程，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疑问，常常是漫长而隐忍的。 

"你们对数据感兴趣吗？"2014年，《南德意志报》记者、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长期合作记者Bastian Obermayer接到一个匿名电话，称其"想要揭露这些恶行"。最终聚集了1150万份、2.6TB文件，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的370多名记者，在一年时间内进行研究、取证。没有人走漏半点风声，使调查得以持续进行。2016年4月，"巴文件"公布，揭开了离岸金融交易的冰山一角，不到24小时，冰岛总理宣布辞职……在舆论狂潮中，权贵资本的遮羞布，再难欲盖弥彰。

 "当我做文件时，一年都没有写別的文章，甚至没有读者意识到这点。"Obermayer在工作坊开幕式上打趣道。

在新媒体时代，网站、刊物并行，是媒体存活下去的"标配"，对于初出茅庐的新记者而言，日常新闻与深度报道该如何取舍，分身乏术。

十月初，我在首尔参加亚洲调查记者大会，与同行交谈时，我心虚地告诉大家，当了两年职业记者，作品乏善可陈，至今交不上令自己满意的答卷，所以还在这个行业里挣扎。今日面对普利策得奖主的分享，顿觉脸红，自哀自怨系"生不逢时"的记者，我是不够勤奋，还是缺乏定力？恐怕两者兼具。

不可否认的是，网络在某种程度上也开阔了报道的视野和空间。"数据新闻"是工作坊上另外一个热词，Matt Carroll教授是2003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的得奖主，是电影《焦点》（Spolight）的原型，他的新身份系在美国高校新闻系，教授数据新闻。Carroll鼓励学生们，要拥抱数据，学会与数据打交道。

尤其是，解释性报道善"刨根问底"，其中，数据即是链接微观个案到宏观全景的关键，延伸话题的基石。集成数据、分析数据、解释数据，多数记者毕竟不是文学家，新闻写作不仅仅是手艺活，也是技术活。

记者不是社会运动者

"这是他们的故事，別人的故事，不是你的。请你的情绪'出去'（ Keep your emotion out）。"言谈间，McCrummen表现出的冷静与克制，令人钦佩。

一次次向采访对象提问，一次次将自己拋出认知的"舒适区"，学会提问，尤其警惕以"意见领袖"的姿态介入，这样的提问者与倾听者，或许更易获得受访者的信任与尊重，尽力使对话氛围，接近平等。

2017年，反性骚扰和性侵运动於好莱坞演艺圈发酵，引起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公众热议，不乏媒体人身兼数职，口诛笔伐。在专访中，McCrummen坦诚，自己作风比较"老派"，强调记者的职责，是在参与性侵事件报道时，不应持有预设的立场，先入为主。 

"在报道过程中，我们没有去寻求一个确定的结果。记者不是社会活动家。"McCrummen表示。（详见财新网报道2018年普利策奖得主：记者并非运动者 如何报道性侵争议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8-11-06/101343446.html）

想起年少时热血，因为记者这份职业牵系的"英雄情结"与使命感，"不想改变世界，干嘛当记者"这更像是一句童年玩笑话了。浪漫化职业属性，反而徒增负担，现在支撑我走下去的，更多是可遇不可求的 "理想主义"（个人理解是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美好愿景），是孜孜不倦的"专业主义"，最重要的，是依然旺盛的好奇心。

如写尽人性黑暗、深邃、隐密、虚伪、肮脏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所说，"我们首先是善良的，这一点最重要，然后是正直的，然后--我们将彼此永不相忘。"能纪录时代的灰度，是一件何其幸运的事情。

我曾问一位记者前辈，"您相信客观吗？"她答，记者做不到立场完全"中立"，但至少可以追求"客观"。

在充斥著情绪建构的新闻现场，理想中记者的姿态，是抽丝剥茧，揭开各方利益诉求点，拼接碎片，呈现复杂而骨感的现实，无限地接近真相。如果非要"自我审查"，那么，请将将"道说"掺杂的"导向"，好好筛筛。

我关心一切，但并不热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