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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南方 再问来路

2016年7月底,我从英国伦敦回国,9月入职财新,由国际新闻转行公共政策新闻,跑城乡发展相关议题。转眼两年,今年6月,我结束北漂生活,调往华南站。

 

从业两年,总马不停蹄,渴望在专攻领域有所建树,举着新闻专业主义大旗,不问来路,被焦虑情绪困扰是家常便饭。从小在城市长大,工作中的城镇化议题,晦涩而令人心向往之——农村留守妇女抑郁症、河南艾滋病村、凉山困境儿童、耒阳教育城镇化困局、跨国红木贸易溯源……欠缺“火候”是常态,采访时欠了新闻敏感、突破能力、问题意识,写作时缺了认知基础、分析框架、逻辑层次,行文距离简洁、凝练尚远。沮丧之余,只得拾起片片灰心。

 

新晋驻站记者,四顾茫然之际,我有幸得到香港浸会大学亚洲记者访学项目(HKBU Journalism Fellowship Scheme)的垂青,感谢浸大给予一方书桌,重温初心。

 

短居在港,总让我想起伦敦。在那儿,比起私下里关起门来畅所欲言,公开场合换用四平八稳的正确语言,真切觉得自己与一个鼓励质疑,观点相互竞逐的舆论场,从未如此靠近。而香港,比之伦敦,扎根于华语,浸淫于西洋。现代都市混杂、多元、不纯粹的特质,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可空间逼仄,却与包罗万象并不矛盾。

近年来,陆港关系紧张升级,暂且不以“理性/不理性”盖棺定论,置身如此舆论场,难免激起对“记者”身份认同、职责与边界的再思考。

 

重返课堂,为期一周的“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工作坊”,将访学生活带至高潮。传理学院济济一堂,8位普利策得奖主的十五场讲座:“寻求真相:调查报导和公共责任”“新时代下的旧新闻手法:如何利用传统报导原则揭发美国参议员候选人摩尔事件”…… 场场爆满,座无虚席,不少学生席地而坐,走廊间,簌簌的笔记声,此起彼伏。

 

纸媒势微早已不是新闻,一定程度上,新媒体记者(new media journalist)、全民记者(citizen journalist)远比调查记者吃香。

 

作为信息的收集者、集成者、传递者,记者享受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同时,社交媒体资讯负重、失焦、虚耗,受众的自主选择与被动接受,形成拉锯,思想、技术与资本,究竟谁才是主宰?其中,媒体人口若悬河,缺乏反思、混淆视听,总是轻巧讨喜,不断生产著沟通理解的断层。面对信息庞杂如迷宫,人与人之间,往往是猎奇成形,共情难抵。

 

尤其是,若将“全球化”置于显微镜下,世界虽紧密相连,却因立场先行而无比遥远,貌合神离,我们更是因人种、地缘、阶层等亲疏有別。媒体到底是现实的破局者、社会公义的捍卫者,还是本土、国家和世界等不同尺度“想像共同体”的附庸,刻板印象的生产者?

 

新技术赋能,喧嚣已久,媒体机构、媒体人除了思变,是否需要更多思辨呢?

浸会大学远眺维港,“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始终存疑

 

普利策工作坊的重要议题之一,是探讨在新技术冲击下,新闻操作手法该如何坚守价值与适应变化。

    

数位普利策得奖主都强调,在智能手机普及,全民记者时代,经过传统训练的记者,仍然是必需品。与大众提供的信息相比,可信度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虽然,记者作为gatekeeper(守门人)的形象早已“祛魅”,但社会公器的职责定位,不该被淡化。

 

“采访对象提供的每个细节,我们都会想方设法求证。”来自《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记者Stephanie McCrummen在工作坊分享时,数次强调自己是个 “old school”。

 

McCrummen与邮报团队,凭借着对美国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参议员Roy Moore涉嫌性侵调查,获得2018年第102届普利策“调查报道奖”。

 

普利策评奖委员会称赞该报道,“凭著目标明确、锲而不舍的报道,揭露了某参议员候选人性骚扰未成年少女的过往史,以及其不择手段地对相关报道的妨碍,该报道改变了阿拉巴马州参议员竞选的角逐。”

 

我和财新同事专访McCrummen时,她告诉我们,新闻线索缘於Moore“喜欢年轻少女”的秘闻,但事发在40年前,Moore当时是地区助理检察官,要收集证据,并非易事。邮报记者面对受访者提供的信息,态度始终存疑,花了大量的精力进行事实核查、交叉验证,包括:采访熟悉受访者性侵细节的知情人;查阅证明受访者可能在场的法律文件……同时,记者们还曝光了一位伪装成受害者、另有所图的女性。

香港浸会大学每两年举办一次普利策工作坊,至今已是第八届。期间,三位女性得奖主接受了财新记者专访,详述身为女性如何在美国“metoo"浪潮中做报道

从线索到新闻

 

从线索到最终出版,新闻产生的过程,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疑问,常常是漫长而隐忍的。

 

网站、刊物并行,是新媒体时代媒体存活下去的“标配”,对于许多出处茅庐的记者而言,日常新闻与深度报道该如何取舍,分身乏术。

 

在一次与同行饭局,组织者让大家说说印象最深刻的报道。我心虚了,两年职业记者,作品乏善可陈,至今交不上令自己满意的答卷,小心翼翼地护着份虚荣心,还在行业里摸爬滚打。今日面对普利策得奖主的分享,顿觉脸红,自哀自怨“生不逢时”的记者,我是不够勤奋,还是缺乏定力?恐怕两者兼具。

 

不可否认,网络也开阔了报道的视野和空间。“数据新闻”是工作坊上另外一个热词,Matt Carroll教授是2003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的得奖主,是电影《焦点》(Spolight)的原型。头发花白的Carroll,现在是一位数据新闻专家,他鼓励学生们,要拥抱数据,学会与数据打交道。

 

尤其是,善刨根问底的解释性报道,其中,数据即是链接微观个案到宏观全景的关键,延伸话题的基石。整理数据、分析数据、解释数据,新闻写作不仅是手艺活,也是技术活。

普利策周展览室,浸会大学会提供相关读物,收录历年普利策作品供阅读

记者不是社会运动者

 

“这是他们的故事,別人的故事,不是你的。请你的情绪‘出去'(Keep your emotion out)。”言谈间,McCrummen表现出的冷静与克制,令人钦佩。一次次向采访对象提问,一次次将自己拋出“舒适区”,学会提问,尤其警惕以“意见领袖”的姿态介入,这样的提问者与倾听者,或许更易获得受访者的信任与尊重,尽力使对话氛围接近平等。

前不久,我们几位同行友人,相聚旺角,闹市大排档饭后,游荡阁楼书店,一位前同事口中喃喃道,“有好多好书啊”。我心里慨叹,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不过两年,在行业里见了太多的假意与真心。求知欲,与同理心,大概是相辅相成的。

 

2017年,反性骚扰和性侵运动於好莱坞演艺圈发酵,引起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公众热议,不乏媒体人身兼数职,口诛笔伐。在专访中,作风老派的McCrummen强调,记者的职责,是在参与性侵事件报道时,不应持有预设的立场,先入为主。

 

“在报道过程中,我们没有去寻求一个确定的结果。记者不是社会活动家。”McCrummen表示。(详见财新网报道2018年普利策奖得主:记者并非运动者 如何报道性侵争议)

 

想起少年时热血,是记者标签的使命感,虽矫情,但给了我希望。如今,“不想改变世界,干嘛当记者”,反倒像是一句童年玩笑话了。

 

浪漫化职业属性,徒增负担,现在支撑我走下去的,更多是理想境界或可遇不可求(有点贪心,包括如何追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何在不同体制、文化语境中,去伪存真,推到异己坚固的墙,构建对话空间);是孜孜不倦的专业精神;最重要的,是好奇心旺盛仍在“作祟”(比如,每遇出差,我都比坐在家中打电话要兴奋得多,有种莫名其妙“活过来”了的感觉)。

 

如写尽人性黑暗、深邃、隐密、虚伪、肮脏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书中言语,“我们首先是善良的,这一点最重要,然后是正直的,然后--我们将彼此永不相忘。”能纪录时代的灰度,是一件何其幸运的事情。

 

我曾问一位记者前辈,“您相信客观吗?”她答,记者做不到立场完全中立,但至少可以追求客观。

 

在充斥著情绪建构的新闻现场,理想中记者的姿态,是抽丝剥茧,揭开各方利益诉求点,拼接碎片,呈现复杂而骨感的现实,无限地接近无法完整的真相。

 

我关心一切,但并不热衷。再过几年,如我还在这个行业,以上写的,说不准又会被自己推翻。

或许,不必伤神,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和浸会大学来自九个不同的国家、地区的fellow们一起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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